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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诚反思武汉会战的败因七十个师输给七个师团

发布时间:2019-06-11 19:59:10 编辑:笔名
武汉会战从持久消耗的战略上看,仍不能不说是成功的;但在战术战斗方面,缺点的地方还是很多。而且失败的情形,属于偶发的过失者少,属于覆辙重蹈者多。语有云“失败为成功之母”,这是说纠正过去失败的经验,自然可以达成后来的成功。但如前车之覆并不足以为后车之鉴时,则反复失败的悲剧自不能免。
  
  中间指挥单位过多,就是历次会战失败的一大原因。这一痛苦的经验,我们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。但到武汉会战时,中间指挥单位不但没有减少,反倒更加多了。师上有军、军团、集团军、兵团,以至战区长官部,真是极叠床架屋之能事,欲其不误事机,又如何可能?争名誉、争地位,是官僚主义的遗毒,然而根深蒂固,牢不可破。如不因势利导,可能引起离心离德的后果。为了团结抗战,两害相权取其轻,叠床架屋的安排,正是有所不得已。对于这个问题,我曾提出“自请降级”的建议,也很难得施行。所以终抗战之世,指挥单位太多的问题,一直未获解决。
  
  作战的要诀,就是争取主动,就是要“制人而不制于人”,在战略上是如此,在战术上也是如此。沪战的成就,就是在战略上我们已经做到这一点;但是谈到战术,则主动落到我们手里的,可就绝无仅有了。本来抗战只是被迫而起的应战,本质上是以弱敌强不得已的被动战争,所以在战略上我们不能不取守势,然为争取主动,又不得不在战术上取攻势。这一辩证式的原则本极正确,可是轮到实行,就往往无所措手。
  
  《孙子·虚实篇》:“故善攻者,敌不知其所守;善守者,敌不知其所攻。”这真是微乎神乎,谈何容易。普通都是能攻者始能守,今我既取守势战略,足见其战略攻势之不可能,不能攻之守,欲使“敌不知其所攻”难矣。故不能攻之守,必采多为之备的守势,其结果就是“备前则后寡,备后则前寡;备左则右寡,备右则左寡;无所不备,则无所不寡”,此即所谓备多力分。在备多力分情形之下,难合“五则攻之”的条件,又安能战术上取攻势乎?战略上既取守势,战术上又难取攻势,其必无往而不陷于被动,乃为不证自明之事。被动是兵家之大忌,然而却是强弱不敌战争中弱者无所逃避的命运。我们偶然也能捕捉到良好的战机,争取主动,造成几次局部的胜利,但这只是偶然的例外罢了。
  
  三军联合作战,是次世界大战以来即已发展成功的新形势。因为我们没有海军,长江非但不是我们的“天堑”,反而资为敌用,牵制了我们大量的江防部队,结果还是防不胜防,可笑之至。而沿江重镇,在敌海军炮火协同轰击之下,尤感不易守御,这是武汉会战和淞沪会战同有的一大劣势。至于我们的空军,战斗意志虽然很强,可惜兵力悬殊,制空权始终操在敌人手里。所以在阵地作战的士兵,终日在敌机威胁之下作战,倍增攻击上的困难,尤其补给增加困难使士气也因此大受影响。因此,使我们得到一个教训,就是:三军联合作战是现代战争的一个特质,没有强大海、空军配合的陆军,纵然精锐,也终归无济于事。
  
  优势兵力,不能专就量言,质的关系尤为重要。我们抗战动员的兵力,在任何一次会战中,都比敌人多几倍。即如武汉会战,光是九战区指挥的部队,多时有七十多个师;而敌人使用部队,据先后发现之番号计算,总计不过七个师团。其所以能以少击众者,除装备关系外,就是因为素质的优越。反过来看我们自己,部队虽多,但量的优势每为质的劣势所抵消,徒然虚糜饷糈,并无补于败亡——此“兵在精而不在多”之所以为至理名言也。武汉会战中,王陵基军团及第三十军团孙渡、张冲两军,均因素质太差,甫经接触即溃不成军;而滇军卢汉所部,未经接触,仅闻敌机之声亦即溃散——以致连累素质较优的部队也无法达成任务,而造成全盘的失败。故素质是部队的命脉,与其多而乌合,不如量少而精,反而能在疆场上发挥战力。因此,精兵主义是我们国防建设必须拳拳服膺的一大原则。
  
  协同动作是作战制胜的一大要诀。三军协同姑且不谈,单就陆军而言,各高级将领往往各行其是,而缺乏祸福与共的共同牺牲精神。武汉会战刚刚开始的时候,有一次在莲花洞我曾召集第二兵团高级将领谈话,即特别强调协同动作的重要性。记得当时的话题是从敌人讥笑我们陆军只有一师人说起的,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部队是一师一师的单独作战,不知协同作战,不知发挥大军的全部力量,结果几十百个师只等于一个师。我想用这个话激励我们的将领,不要给敌人留话把。后来在战场上,协同动作的表现虽比较有进步,但并不够理想,连敌人也都看穿了我们这一点,宁不可叹。参加武汉会战的将领鹿钟麟和李汉魂,也曾检讨过这个问题,他们的意见是:
  
  协同一致为战斗胜利之要素,在典范令中已有明切指示,我亦曾一再告诫。惟有少数部队,迄今恶习仍未全除,如对友军危急,不实时加以协助;奉命援助,亦多敷衍塞责,故每予敌以各个击破之机会。又如两军衔接处,多因推诿而生空隙,尤易为敌所乘……去岁十月二、三两日瑞武路作战时,我一二四师左翼已挺进至阳扶尖、华山尖之线,遮断公路,左翼进至龙潭大户李家。此时,正面之敌被我压迫于南田畈一隅,集歼之期已近,然以会攻部队之徘徊不前,致令功亏一篑,殊属遗憾。
  
  缺乏协同精神的原因,就是自私。保存实力是自私,功必自我观念也是自私,怕代人受过也是自私……总之,自私害了我们的部队、社会、公私团体以至整个国家。抗战胜利后,在全面戡乱军事中,我们竟被共产党打垮,缺乏协同精神仍然是一个致命伤。看来我们不能去私,就休想争取任何胜利。
  
  用兵不如用民的道理,我们早就有此体认,组训民众工作也曾做了不少。可是民众在战地所发挥的力量,实在可说是微乎其微。有的部队纪律太坏,无法赢得民众的好感,固然是一个原因;而民众知识程度太低,缺乏国家民族观念,也是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。再则,在暴君、污吏、豪绅、地主几千年的压榨之下,养成民众苟且偷生的习性,“谁来了都纳粮”的观念先入为主,想要激起他们同仇敌忾的心,真是难乎其难。敌军所到之处,伪组织即刻出现,认贼作父、为虎作伥的汉奸无时无地无之,可耻可痛孰有甚于此者?当然汉奸平日都是莠民,好人没有当汉奸的;但是所谓好人,也多半宁愿随众做顺民,而不肯犯难当国殇的。如此民众,欲其能在战地积极支持作战,未免可望而不可求。
  
  长沙前清邑庠生邹炳蔚预言敌如侵入武汉,即赴水死,以激励其子侄矢忠报国,既而果然。设使战地民众均能如邹炳蔚,尚何愁强敌之不灭耶?因知今日之战争,能用民者胜;而用民的基础,在于知识教育之普及与深入,未有文盲占人口十之七八的国家,而能应付现代对外战争者。
  
  回忆远征军:史迪威给我保留了一吨的飞机舱位
  
  史迪威确实是一位卓越勇敢善战的军人,他受知于马歇尔将军,所以才被派到中国战区,担任参谋长职务。我是在民国二十七年认识他的,不过交往不多。三十一年十月,在重庆和他有过一次长谈,对于同盟国的全盘战略问题,谈得很投契,后来他欢迎我到远征军去,想即造因于此。
  
  我在远征军任内,中美合作得甚为愉快,绝无一方凌驾一方,或任何一方显出委曲求全的样子。我与史迪威相处之道,一言以蔽之,就是“言而有信”,不作无谓的敷衍。凡是答应人家要做的事,一定做,并且尽速地做。凡是不能做的事,根本就不答应。我刚到昆明第三天,史迪威要前空军学校的房子,作训练班班址,他先就和杜聿明接洽过,久久不得要领,才转而和我交涉,并要从军队中调用人员。我当时答应他房子可以照拨,所需人员不能从军队中调,可由杜聿明原设训练班中拨用。起初他很怀疑我的话能否兑现,及至很快地房子让给他了,他才晓得我是说一句算一句的人。从此他对我有了信心,以后遇到任何问题,都先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,我多次拒绝他的请求,他亦不以为忤。譬如他要经管训练班的事务事宜,以求迅捷,我没答应,也就算了。有一次他请求调整学员伙食费为每日五元,由美方负担,我说:“少数人的伙食改善容易,但当他们结业回队时,势将无以为继,反倒引起不满。今日史将军的学生,都是我所统率的部下,如各部队一律援例调整伙食,我将何以为计?”他说:“实因学员工作辛苦,应有较好的营养。但我绝不做长官不准的事。”亦即作为罢论。后来还是我们自动地将每人每月三十元的伙食费,调整为四十八元。
  
  我和史迪威之间,彼此有了互信,常常在电话中就把事情办了,很少动用公事。他手下有几个人,对于中国人的信心较差,表示这种办法不大妥当,但是他还是不以为意,他说只要把事情办好就行,能省一点手续,就省一点手续。
  
  在我生病期间,史迪威送我不少药品和食物,我谢谢他的盛意,但表示除非作价,实在不敢收受。后来将药品作了价,食物部分他执意非送不可,我也只好愧领了。
  
  我到远征军之前,军人走私,视为常事。我来了以后,史迪威在经过驼峰的空运中,曾给我保留了一吨的舱位,我婉辞谢绝了。在云南前后六个月的当中,我没有从国外买过一文钱的东西。军中知道我拒绝舱位的事,走私之风,为之大减。
  
  史迪威和我共事几个月,的确处得不坏,但却与我政府闹翻了。可能因为彼此的了解不够,但观念上的根本差异,关系也很大。
  
  史氏在民国二十七年(一九三八),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,从那时起,他交结了一些亲共“反蒋”的朋友,从此以后,他对中国问题就存上一个先入为主的成见。到他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时候,他认为实现他的成见的机会已经到来。当他离开华盛顿之前,曾在马歇尔和史汀生面前公开说:他到中国之后,将压迫委员长将国军的统率权交由他掌管(见《史汀生回忆录》)。华盛顿派这样一个人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的参谋长,即使说不是不友好,至少也是太天真了。
  
  当然史迪威之为人,当时我们所知道的远不如现在知道的多,无法想到在观念上彼此距离那样的大。好在在远征军我们的交往,都是军事上的,牵涉不到政治,所以不容易发生冲突。后来美援武器大量运到,对于如何分配问题,是他与我政府发生歧见的开端。他坚执军队武器应该集中使用,不能分散。譬如三十个营的炮,三百六十门,每师一营,炮十二门,可保持相当强大的火力。但我们则认为同属国军,政府应一视同仁,装备方面不能过于参差。这一歧见,双方都有道理,尚有调和余地。使我们无法接受的意见,就是他本人和他的政府,也要同样地装备共军。
  
  此时的共军,已在抗战的招牌之下,羽毛丰满,“颠覆”政府的阴谋和行动,日益剧烈。政府为了顾全大局,纵不能明张挞伐,但也没有为虎添翼给以武器装备的道理。这件事涉及中美两国政府的政策问题,虽不干远征军的事,可是我和史迪威,接触甚多,谈到这些问题,难免就要互相枘凿起来。
  
  史迪威还认为他能指挥共军,想把共军编入国军的战斗序列,随意由他调遣到各战场上使用。这一点表示他对共产党根本缺乏认识。除非莫斯科,共军是不受任何人调遣的。美国政府上了美共及其同路人宣传的当,认为共产党是中国的“土地改革”派,同样是中国人,没有不能合作的道理,于是就生出一个“联合政府”的幻想。从胜利的前一年起“联合政府”就成了中国政坛上的主要话题。连政府都可以采用联合形式,则国、共军队焉有不能统一指挥之理?史迪威个人既有此抱负,他的政府又正好是他的支持者,于是他就理直气壮地以实现他的抱负为职志。国军是无法和共军并肩作战的,在这些问题上,终于使我政府不能不和他闹翻。委员长经过多次的忍让,也终于提出撤回史迪威的要求。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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